充滿童話的哥本哈根將地球環境問題現實而又殘酷地擺放在人類面前，并且以更加現實而又殘酷的結局留待世人唏噓。

去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像一場核子風暴似的影響了中國人，在幾十年經濟飛速發展過后，大家似乎看到了比經濟發展瓶頸更為可怕的事情：賴以生存的地球不堪重負。

情況有多糟？萬科董事會主席王石酷愛登山，曾經因為看了《乞力馬扎羅的雪》而登上了乞力馬扎羅山的頂峰，讓他失望的是，并沒有雪。看不到雪損失并不大，但據媒體報道，去年遼寧西部從6月下旬至8月下旬出現持續2個多月的高溫少雨天氣，60年不遇特大旱災讓遼寧3000多萬畝農田受旱，其中500多萬畝干枯絕收，受災人口300多萬人。

低碳與經濟原本水火不相容，但現在這兩個詞已經合二為一，如何做到既低碳又經濟，這已經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所面臨的一道難題。

低碳是相對的

“我覺得低碳經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中國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呂學都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其實大家都在談低碳經濟，但到現在為止，低碳經濟還沒有一個標準的概念，但方向大家都理解得八九不離十。

作為中國氣候變化談判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參與制定中國氣候變化政策的呂學都近年來參與了大大小小很多次的氣候談判，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前幾個月，他對這次會議曾抱有信心，不過，就在會議的前幾天，他卻調低了期望值。

會議正如預料的那樣，談判非常艱難，而且爭論非常激烈，但結果的確并沒有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哥本哈根協議”讓各國有了一個比較體面的收場。

“我們不會去接受絕對低碳的。”呂學都告訴記者，他想特別強調這個問題，在中國我們講一個指標體系，比如按照單位GDP所需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即（折算）碳排放量，如果沒有一種相對的概念，就很容易導致國家間的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甚至會形成貿易問題。那就事與愿違了。

他認為，不能用一個絕對的指標來評判低碳，在不同的階段評價的指標不一樣。他舉例，比如廣東的低碳指標和山西的低碳指標是不太一樣的。“所以，最關鍵的是，作為一個指標，它應該讓這個區域的企業或國家等向著越來越低的碳排放量發展，同時它的經濟還能取得相同的發展甚至更多的發展。”

“上帝不給我水電資源，只給我煤炭資源怎么辦？”呂學都告訴記者，低碳與一個國家的發展是相關的，和國家的資源貧富是相關的，甚至跟每個國家人民的生活習慣是相關的。

他說，比如我們國家資源是以煤炭為主，而巴西以水電為主，達到百分之九十幾，那我國這個能源百分之七十幾是煤炭，水電不排放二氧化碳，而煤炭不排放不行，如果讓我國和巴西實施同樣的低碳指標，那是絕對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