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一五”初起，產能過剩就一直困擾著中國水泥行業的發展。水泥行業的產能過剩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過剩經濟，出現一定量的產能過剩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但經濟持續的高速發展和地方政府過分追求GDP的傾向，導致水泥產能過剩的量超出了市場供需平衡的度。由于水泥產品的同質化，它不同于鋼鐵行業和玻璃行業，會存在結構性的產能過剩，我們今天說水泥產能過剩是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水泥行業的設備運轉率、市場價格、企業盈利水平、資金周轉率、產品庫存率等指標都出現了問題，整個行業的效益下行。企業、行業協會、金融證券、政府部門都在為產能過剩擔憂，尋求化解產能過剩的辦法。

筆者提出用碳交易的方法，即把政府對新建水泥項目的行政核準權變為碳交易市場，希望用市場機制來化解水泥產能過剩的思路，供業內同行和政府主管部門領導參考，也算是政策建議，邀大家共同討論。

碳交易的概念是源自1997年12月的《京都議定書》，把市場機制作為解決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減排問題的新路徑，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從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權的交易。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三種減排機制之一?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使發展中國家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進行減排，并從中獲益。我國開始了許多CDM項目，其中水泥行業的部分余熱發電帶來的碳減排指標拿到國際市場進行了成功交易，企業有了額外收益。

今年4月13日，《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的簽署使得全球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在氣候變化方面有了共同的認識，并決定雙方合作采取進一步的行動，推動綠色低碳經濟發展方式。我國對絕對碳減排指標的承諾只是早晚的事，水泥行業碳減排總量的控制也是必然的。水泥生產中由煅燒石灰石中碳酸鈣分解和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主要成因，噸水泥熟料的碳排放量差距并不大。中國水泥總產量占全球近60%，對水泥行業的碳排放總量的控制必然是國家控制的重點之一。對于難以控制的水泥新線建設，擔憂的不僅是產能過剩加劇，也存在新增污染排放源和污染總量逐年增加的擔憂。

2012年9月11日，廣東省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正式啟動，廣東成為全國第一個啟動碳交易試點的省份。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做的第一單“生意”就是省內四家水泥企業以6799萬元認購了13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權配額，為中國基于碳排放總量控制下的首宗配額交易。廣東塔牌集團、陽春海螺水泥有限公司、中材(羅定)水泥有限公司、華潤水泥(羅定)有限公司等4家水泥企業簽訂碳排放權配額認購書。這些企業均計劃新增生產線，而新增的產能全部要認購碳排指標，每噸 60元二氧化碳排放權。

由于政府的項目核準權缺少完備的監督機制，在地方政績考核追求GDP指標的情況下，水泥項目的核準是很難控制的。無論是38號文件、892號文件對地方都不管用，行業規劃都是紙面文章，水泥項目核準的方式可以變通，兩個文件公布后水泥新項目依然在不停地上，可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更有甚者，項目核準后的批文成了高價倒賣的指標，核準制衍生了權力尋租。加上中國人的投機理念：“政府越要控制的東西，你越要設法拿到手，必定有利可圖”，有條件的、沒條件的“投資者”都到政府那里去申請批文，這還迎合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需求。可見，水泥項目的政府核準制度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轉變行政管理方式對微觀產品的宏觀調控思路，引入市場調節機制，讓市場去配置資源，用碳交易方法去控制新增水泥產能、推進企業兼并重組、加快淘汰落后產能也是一種體制和制度的改革。這種方法將可以促進政府管理的科學發展觀，將GDP的增長建立在生態文明的發展上，是踐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設美麗中國的指導理念。對推動市場經濟發展，減少權力尋租、反腐倡廉有益。也是體現政府服務市場的理念和管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簡政放權，讓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自己去解決。